2011/10/02

日本「鬼子」有這麼可惡嗎?

日本「鬼子」有中國「人」可惡嗎?誰殺的人多?誰把誰害得比較慘?

中共國慶,人民遭殃 --曹長青

十月一日,是中共的“國慶節”,其實,當代中國人的所有苦難,都是從這一天開始的,它是中國最黑暗的一天,因為正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,中共開始了以大規模殺害平民進行暴力統治的專制制度。無數中國人的鮮血,染紅了人類歷史上最血腥、殘忍的一頁。下面這些數字和資料,是平常讀書噫齯分H手摘錄,它只是共產邪惡的冰山一角:

一,中共建政初期(1950到1955年)

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不久的五十年代初,中共就發起“土改、鎮反”、“三反五反”運動,導致大批中國人被處決或迫害致死。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、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(Andrew Nathan)在《中國的民主》(Chinese Democracy)一書中的數字:五十年代初期,中國有2,000萬人被打成“地富反壞”份子。

前《紐約時報》駐北京採訪主任紀思道(Nicholas Kristof)在其專著《中國覺醒了》(China Wakes)中說:“據中共前公安部長羅瑞卿提交的報告估算,從1948年到1955年,有400萬人被處決。”

據前《華盛頓郵報》駐北京記者邵德廉(Daniel Southerland,現華盛頓自由亞洲電台副台長)在該報發表的調查性報導“毛時代的大眾死亡”(Mass Death in Mao’s China,1994年7月17和18日連載)中的數字:被殺“地主”為100萬到400萬之間;被殺“反革命”及對國民政府同情者為100萬以上;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“肅反”,至少使幾十萬人喪生。

據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《共產主義黑皮書》一書(Stephane Courtois & Mark Kramer: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):“從1950到1957年,中共的城市清算鬥爭造成100多萬人異常死亡。”

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的《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》的報告:從1949年初到1952年初分兩階段進行的“鎮反”,鎮壓了反革命份子1576,100多人,其中873,600余人被判死刑。

從上述數字推算,這個期間的非正常死亡數字,起碼在中共黨史研究室報告提到的(合計)90萬零2千人,到羅瑞卿估算的400萬之間,或更多。

二,中共建政第二期(50年代中期的反右運動)

據北京《朝華出版社》1993年出版的《中國“左”禍》一書:在“反右”中,共有552,973人被打成“右派”。至該書出版時,上述全部右派僅有96人沒有“平反”。中共當局堅持“反右”是對的,僅承認“擴大化”了。如以96人沒有平反來計算,那等於“擴大化”了5,700倍!

據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部門合編的報告:“在整個反右運動中,有201萬3千3百余人被定為右派、右傾份子和右派邊際份子(即不戴帽右派),有72,700多人被逮捕,有22,100余人自殺,3,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蹤。”

從這份中共報告可以看出,在反右運動中被迫害的人多達200余萬,而且幾乎全部是知識人。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國僅有500多萬知識份子的比例來算,當時有40%的知識份子被迫害。

三,中共建政第三期(1959到1963年)

從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,中國人口普查數字顯示,人口急劇下降。中共當局把人口下降歸於所謂“三年自然災害”——糧食減產導致的饑荒造成。但近來越來越多的內部資料和海外研究證實,這是一場“人禍”,是政策錯誤導致,而且死亡數字相當驚人。

西方較早提出具體數字的是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博士(Judith Bannister)八十年代初的報告《中國變化中的人口》(China’s Changing Population),該報告根據中國歷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:“在中共大躍進政策失敗後三年災害期間,因饑餓死亡了3,000萬人。”

據專門研究共產國家異常死亡的美國夏威夷大學政治系教授拉梅爾(Rudolph Rummel)在《華爾街日報》(1986年7月7日)發表的“戰爭並非本世紀的最大殺手”(War Is not This Century’s Biggest Killer)一文中的數字:“毛澤東時代,有2,700萬人死於饑餓。”

前《紐約時報》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(Harrison Salisbury)在1992年出版了專著《新皇帝們:毛和鄧時代的中國》(The New Emperors :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)。索爾茲伯里曾多次訪問中國,並採訪過趙紫陽、楊尚昆、薄一波等,該書很多數字來自中共高層官員。在談到六十年代初的饑荒時,該書引述中共公安部一位資深官員的估算,根據當時全國頒發的“領糧證”計算,有3,000萬人餓死(後來再沒使用“領糧證”)。據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估算,“當時餓死的人數在4,300萬到4,600萬之間。”

1996年,前英國《衛報》記者,香港英文《南華早報》駐北京採訪主任貝克爾(Jasper Becker)的專著《餓鬼:中國的秘密饑荒》(Hungry Ghosts: China’s Secret Famine)在倫敦出版。該書首次對中國六十年代初死於饑餓人數進行了大量採訪和研究。貝克爾曾前往中國幾個省份查看了“地方志”,並通過私人關係看到了一些中共有關文件,進行了第一手察訪,因而該書有很多首次公佈的資料。

根據貝克爾的採訪調查,當時所以出現饑荒,主要原因:一是大躍進時九千萬人大煉鋼鐵,沒有照顧農田;二是大躍進謊報糧食產量,導致當局相信農村有足夠糧食,不僅不發糧,還仍按謊報產量推算的數字徵購糧食;三是當出現糧荒時,北京決策者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,農民藏糧反對共產黨,因而繼續用強制手段征糧,並鎮壓說餓的農民,禁止村民外逃找糧。

這場人為饑荒導致大規模死亡,貝克爾的書揭示,其中河南、安徽、四川、甘肅、貴州等五個省最為嚴重。河南省很多鄉鎮的餓死率達20-30%;該省信陽地區1958年有人口800萬,結果400萬人餓死,死亡率達50%,是當時中國餓死率最高的地區。

在當時3,300萬人口的安徽省,“死於饑餓237萬人。其中最嚴重的是鳳陽縣,有5,100人餓死,孤兒達3,304個(多數在10歲以下)。”“在鳳陽,面對饑荒,中共幹部認為是階級敵人破壞,對聲稱饑餓、以及被懷疑藏糧的農民進行迫害:包括活埋、用繩子勒死、割鼻子等器官……被迫害人數達28,026人,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,383人終生殘廢,被關進監獄的2,000余人中,有382人死在獄中。”

後來流傳到海外的中共官方“鳳陽報告”(陳振亞於1961年2月根據該縣各鄉上報的資料寫成,載香港《開放》雜志1994年3月號):該縣餓死60,245人(接近該縣農村人口的五分之一),8,404戶全家餓死,出現603起吃人事件(當地人說,那時只要看到誰家的煙囪冒火,一定是在煮人肉)。

《餓鬼》說,甘肅省當時有1,200萬人口,最低估計有69萬人餓死。在當時有1,600萬人口的貴州,“約有100萬人死於饑餓。其中遵義地區(中共長征時在此召開著名的遵義會議),八個人中僅有一個倖存。”

四川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,餓死人比例也相當驚人。貝克爾的調查估算數字是,四川死亡人數在700到900萬之間。

僅上述五個省——河南(餓死780萬)、安徽(餓死230萬)、甘肅(餓死130萬)、貴州(餓死100萬)、四川(餓死900萬)的統計估算,就有2,140萬人死亡。

2008年,中國資深記者楊繼繩花了15年調查採訪寫成的長篇報告《墓碑——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》在香港出版。這本長達1100頁、80萬字的專著,被專家評為迄今對中國那場“大饑荒”的死亡人數、發生原因,最詳盡、深入的調查報告。楊繼繩的結論是,中國當時有3,600萬人餓死。

該書提供很多第一手資料:河南信陽地區,因饑荒而發生嚴重的人吃人現象。在餓死人最多的三個縣(光山、淮濱,商城),楊繼繩採訪到的很多人都說,當年要麼自己家吃過人,要麼被人吃了,要麼見過別人吃人的場景。安徽亳縣,全縣超過20萬人餓死,“以至把人肉煮熟後,還發生了搶人肉吃的場面。”

該書提供了一個以往這方面專著都沒有的資訊:在當時中國發生大饑荒,餓死人最多的12個月裡,中國糧食部的記錄顯示,庫存糧仍有887億斤。即使到饑荒最嚴重時,中國仍有403億斤庫存糧,照當時標準,相當於1億4千萬人一年的口糧。有評論說,如按中國歷史上最常用的救荒手段,開倉放糧,即使拿出一半救災,也不會那樣餓死人。這些資料更證明,這完全是一場人為政策造成的大眾死亡。

對中國大饑荒死亡人數提出最多估算的是上海大學學者金輝,他在該校文學院出版的《社會》月刊(1993年4、5月合刊號)發表的“三年自然災害的備忘錄”專文中說:“1959到1961年之間,全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在4,040萬至4,319萬之間。”

金輝提出的4,319萬,是從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各年度人口總數、出生率、死亡率為基礎及調查推算得出,而且是在中國官方刊物上發表,因此比較引人注目(該雜志因刊載此文隨後遭當局查禁)。

從海內外專家學者的各種研究成果可以看出,中國那場大饑荒的死亡人數,起碼在3,000萬左右,而且是人為政策造成的,完全是一場“人禍”!

四,中共建政第四期(1966至1980年)

據上述黎安友所著《中國的民主》中的數字:在文化大革命期間,有300萬幹部被定錯,30萬被定罪(多數定為反革命);該書引述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南斯拉夫記者所說——“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,占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。”

據《華盛頓郵報》記者邵德廉上述調查報導中引述的數字: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說文革死了100萬人。

據上述索爾茲伯里的《新皇帝們:毛和鄧時代的中國》中的數字:1987年10月他在北京採訪中共高幹陳漢生時得知,在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陳伯達煽動講話後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,僅在北京東部,就有8,400人被批鬥,其中2,953人被打死。陳漢生說,在文革十年中,有400萬人被迫害致死。僅在廣西,就有67,500多人被打死。在北京大興縣,1967年8月26日及隨後幾個星期,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鬥,22戶全家被打死,300多人被迫害致死。

據前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《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》的報告中的數字:“1984年5月,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、核實,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:420萬余人被關押審查;172萬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;13萬5千余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;武鬥中死亡23萬7千余人,703萬余人傷殘;7萬多個家庭整個被毀。”

中國學者中,對文革深入研究的是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王友琴。她于2003年寫出50萬字的《文革受難者》專著,收集研究了659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者的個案。據該書列表,紅衛兵最殘暴的1966年“紅八月”時,每天打死人數高達三位數;僅八月在北京,就有1,772人被活活打死。

綜合上述數字,文革中的死亡人數在中共官方報告的(合計)210萬人到陳漢生估算的400萬人之間。。

五,中共建政第五期(1989年及之後)

“六四” 屠殺中到底有多少人喪生,至今中國政府沒有公佈。上述紀思道和伍潔芳合著的《中國覺醒了》談到“六四”死亡人數時說,根據北京一些醫生提供的信息,估算遇難者在400到800之間,幾千人受傷。紀思道對此感歎說,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,也超過整個19世紀中國政府所殺的抗議學生總數。紀思道書中引述美國國務院的數字是,約3,000人在六四事件中喪生。

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《環球郵報》記者黃明珍(Jan Wong)的回憶錄《神州怨》(Red China Blues)中的數字:“在六四後的6月8日,我進入北京工人醫院,那裡的醫生說,太平間裡堆積至少100具屍體,醫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櫃,每個能裝4具屍體,也都塞滿了,但仍不夠用。”

1996年12月18日,美國參議院就天安門屠殺舉行聽證會,在會上做證的前《時代》週刊駐北京採訪主任艾克曼(David Aikman)說:一位合眾國際社記者在六四之後三天內,曾打電話給北京的幾家醫院詢問死亡人數,最多一家醫院說有323人死亡。

2009年,在“六四”20周年前夕,前中共新華社記者(六四期間擔任該社國內新聞部主任)張萬舒,在香港出版了《歷史的大爆炸——六四事件全景實錄》一書。該書援引當時中國紅十字會黨組書記譚雲鶴的話說,“六四事件死亡人數有727人,其中學生和群眾死亡713人,軍隊死亡14人。”這個數字顯然比當時中國紅十字會記錄的2,700人少很多。

從1989年天安門屠殺至今20年,中國一直是全球處決死刑犯最多的國家。由中國留學生主辦的《中國死刑觀察》說,“中國每年處決的犯人人數,超過了世界其他國家處決犯人的總和。”有時甚至達到全球處決人數的90%。據意大利反對死刑的民間團體Hands Off Cain的報告,2006年全球處決5,628人,其中約5,000例發生在中國。

這些被處決的人,包括法輪札ケ軚A以及基督徒等。根據海外人權團體的報告,從1999年之後十年,超過一千名法輪末m習者被強行關進精神病院,兩萬多人未經法律程序被送進勞改營,一萬多人被非法逮捕和監禁;有名有姓的法輪札ケ杧h達3,242名被迫害致死。

對基督徒的鎮壓也相當嚴厲。據美國德州“對華援助協會”的年度報告,僅2007年,家庭教會遭當局迫害的案例就波及中國18個省,有788人受害,693人被捕;受到拷打、折磨的基督徒人數,被上年增多325%,被虐待人數上升400%。

六,中共在內蒙、西藏、新疆的屠殺

在內蒙古、西藏和新疆這三個最重要的其他民族居住區,非正常死亡也數量驚人。據1980年的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》中的數字,在文革中,因內人党冤案,內蒙有34萬人遭迫害,16,222人被打死。在圖克公社,2,961人中,926人被打成內人党(占成人的71%),409人被活活打死,嚴重傷殘270人。據紐約人權組織《亞洲觀察》:文革中,內蒙有5萬人被迫害致死。

西藏的情況更嚴重,1959年藏人反抗中共遭鎮壓,據西藏軍區編寫的《西藏狀況教育基本教材》:“解放軍消滅了西藏叛亂份子87,000人。”已故第十世班禪喇嘛說,藏人起義被鎮壓後,西藏三區(康區、衛藏、安多)人口中有15%的人被逮捕,其中近一半死在獄中。

藏人起義被鎮壓後,接著就是六十年代初的饑荒,藏人在監獄中死亡比例很大。《餓鬼》一書有專章研究:“藏人在監獄中死亡率高達40-90%。在拉薩郊外的紮奇(Drapchi)監獄,關押的17,000名藏人,14,000人被餓死或迫害致死。”

《餓鬼》引述中共官方人口普查數字指出,從1953年到1964年,西藏人口從278萬降至250萬,下降率10%。達賴喇嘛九十年代初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時說,在中共統治下,西藏人因饑餓、迫害和槍殺而死亡,占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。

在新疆,1961年伊犁地區全民暴動,起因是饑餓。原烏魯木齊市文聯主席阿不力克木(Abdulhekim)在土耳其接受我採訪時說,“在新疆白城,當時就有6萬人被餓死。”當幾千饑餓的民眾聚集在伊犁州政府門外呼喊“要糧食”時,中共新疆軍區司令王震下令開槍,幾百人被打死。隨後有15到20萬當地人逃離新疆、湧進蘇聯境內。

1997年初,伊寧發生暴動。據《國際大赦》報告,有三千到五千維族人被逮捕,幾百人在一個放了水的結冰足球場被關押幾小時;“4人凍死,200多人凍傷。”

2009年7月5日,烏魯木齊有上萬名維族人等上街遊行請願,結果遭當局鎮壓。海外維族人組織說,有幾百人死亡,幾千維族人被逮捕。

七,異常死亡人數可能多達8千萬

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60年間,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於饑餓致死?據上述夏威夷大學教授拉梅爾1991年出版的專著《中國的血腥世紀︰1900年以來的浩劫和大屠殺》(China’s Bloody Century︰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)中的研究推算︰毛澤東時代,中國共有4,500萬人因異常原因死亡,其中2,700萬人死於“饑荒”,1,800萬人死於無產階級專政。

據前述北京《朝華出版社》的《中國“左”禍》一書的數字:“自1949年至1992年,在中共發動的歷次運動中被迫害以及因饑餓原因死亡的人數約5,000萬。”

據紐約大學“瑞瑪克研究所”(Remarque Institute)主任朱蒂特(Tony Judt)1997年12月22日在《紐約時報》發表的文章“通向地獄的漫長之路”(The Longest Road to Hell)中的數字:“在共產中國,可能有6,500萬人異常死亡。”

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《共產主義黑皮書》一書中的數字:“中共建政後中國喪生的總人數,在4,450萬到7,200萬人之間。”

據前述《華盛頓郵報》記者邵德廉的長篇調查報導“毛時代的大眾死亡”(據各方面調查研究的數字推算出),“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,中國因饑餓、迫害和槍殺而死亡的人數可能有8,000萬或更多。”

除了那些永遠消失的生命之外,還有無數人成為終生殘廢;數不清的精神失常者;更有整整幾代人荒廢了青春年華。而那種殘酷的洗腦和非人的環境,對靈魂的扭曲,對人性的摧殘,更是永遠無法用數字統計和衡量的。

無論現在中國在經濟方面發生了怎樣的變化,今天的中共都仍是那個殺人政黨的延續。而只要這個政黨繼續統治中國,屠殺就不會停止。

——原載《縱覽中國》2009年10月1日

2011-10-0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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